示威

《慶祝無意義》
　　作者：米蘭·昆德拉
　　版本：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4年7月
　　【編者按】
　　究竟誰會得到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每年臨近9月底，這幾乎成為了博彩公司和媒體們樂此不疲的游戲之一。而莫言的獲獎，讓此後這一獎項在中國的關註度從文學人口走向了普羅大眾。有那麼幾個人，每年都在賠率表的前端，而且連著好些年都沒機會下榜（因為一直都沒有中獎呀！）。這些人包括了村上春樹、包括了阿多尼斯、包括了菲利普·羅斯，當然還有我們接下來這篇文章的主角米蘭·昆德拉。每年的此時，似乎諾獎對這些人已經成為了一種“騷擾”。而這些賠率表的老面孔中，昆德拉是唯一一位近期推出了新作的作家，而且他推出的還是一本小說，要知道在此之前，他已經近10年只寫隨筆沒有出版小說了。
　　這本名為《慶祝無意義》的薄薄一本小說出版後，中國讀者褒貶不一，這是一本顯然對閱讀人口有要求的書，換句話說，不是誰都能看得懂。有人覺得昆德拉的小說10年並無進步，但是臺灣文學評論家唐諾顯然不這麼看。讀讀下麵這篇萬字評論，或許我們能夠開始明白昆德拉通過這部小說所展示的思考與思想。
　　我的老朋友，也是當前我最信任的文學理論者黃錦樹，先我一步買了昆德拉的這本新書《慶祝無意義》，他把封面貼臉書上或許是提醒那幾個應該讀的人，還寫下這兩句乍看很激烈但其實只是簡單事實的話——早該把諾貝爾獎給他了，阿貓阿狗都得了。
　　完全同意，而且不是現在才同意，我已經同意很多很多年了。
　　不要昆德拉，也一直沒要喬伊斯、普魯斯特、格林、博爾赫斯、卡爾維諾和納博科夫，神準到仿佛一再故意躲開，這難以用失誤來解釋了，所以裡面必定有某些很穩定很確實的東西——純粹從文學自身來看，諾貝爾獎其實一直是保守的，乃至於平庸的，仍服膺著某種集體邏輯（從外部作業到內在心理、思維），基本上，較合適它的是那些不錯的二級作品和書寫者，它不太敢要、甚至畏懼那些一下子超過太多走得太遠的東西，那些太過複雜以至於無法順利安裝回當前人類世界的東西。那些難以在第一時間就獲得至少某一種“政治正確”名目的異心東西。只是，這個保守往往被它另一種選擇給遮擋住了，那就是諾貝爾獎會，而且經常性地贈予那些或激烈撻伐某個世俗權勢，或不公平承受著某種苦難，或安靜入山中無日月地書寫於某處世界邊緣（小國、小鄉小鎮、或主流思維的遠方）仿佛不思世俗眷顧的作品，然而，不從淺薄的世間權勢而是從更寬廣的人類真相來看，這些當然都是“更正確”的東西（肖比直接背反，對抗世俗權勢更明白無誤的道德正確嗎？），這樣的書寫在世俗權勢世界里也許（只是也許，看地區看情形）是危險的或寂寥清冷的，但在文學里更多時候是很安全而且容易的，甚至就在正中心，它們被道德溫馨的一整個包裹起來，在道德大地的鬆軟沃土上愉悅生長，而且長起來很快。事實上，如今已進展到栽植了，已經可以是一種書寫策略了（需要列一張名單嗎？）。
　　真正的文學書寫當只是這樣，博爾赫斯講：“我不是一貫正確的，也沒有這個習慣。”這樣，我們就多聽懂了這話的另一層深刻意思——文學當然有它自己的目標及其關懷，獨特的、延續的、專註的，有它源遠流長一直在想在處理的東西，不會和現實世界一致，否則文學幹嗎存在呢？通過文學所獲取的東西，或如昆德拉強調的，只有文學才能獲取的東西，因此不會只單調地和現實世界背反而已，更多時候是岔生的，四面八方飛出去。
　　不在意的小說才會長這樣
　　因此，昆德拉本人還在意諾貝爾嗎？我們不知道但猜想這隻是他多少得忍受的騷擾，一年忍耐一次（頒獎前後總有好事的人和不平的人如我們這樣；之前，格林一直忍受了二十幾次），但小說本身看起來完全不在意——在意的，如排隊等著領聖餐的小說絕不會長《慶祝無意義》這樣子，我們誰都知道昆德拉更加知道。它會很厚，題材看來很大或至少以某種虛張聲勢的框架和語調來寫，像貓要威嚇對手（評審、評論家、讀者以及同業）會所謂“寬邊作用”的橫身過來讓自己看起來更大；它會積極地表現“創新”，以各種敲門但並不必要的，甚至有礙作品的技藝演出或題材選擇方式（比方不惜選擇自己不關心不熟知的題目），好讓作品拼圖般橫向展開看起來覆蓋更廣。書寫者更會以及更富格局；它甚至會不太像是一個人的作品，而是一大群人，一個國族乃至於一整個時代的集體聲音，並依此進行現實動員（評論界、文學界乃至於國家，作為一種仿佛可均沾的共同榮光），這些都是我們已一再看到的事實如此。
　　昆德拉的書寫是直向的，頭也不回而去，這一指向愈來愈清晰——不自這本《慶祝無意義》始（中文版本字大行稀只130頁，估算不到四萬字），昆德拉這麼寫已多年了，小說愈前行愈集中愈專註如一束光，除了持續想下去不再攜帶（或說一路卸下）額外加掛的其他目標，小說仿佛逐漸成為書寫者身體的一部分，只講自己必須講的話，惟不只是結語，還有更多不怕顯露失敗但或許更加重要的矛盾，困惑不解及其試探，從這裡得到一種不斷回返核心，一種幾乎絕對性的精準（以及一種事物更驚喜移動、晃動呈現的朦朧）；但從另一面說，這不是書寫者放縱的一人喃喃自語，這是一部確確實實的作品，作品對昆德拉來說是這樣：“所謂的‘作品’並非指一個作家寫出來的一切東西，連書信、筆記、日記都涵蓋進去。作品只指‘在美學的目的中，一長段時間工作所獲致的成就。’我還要更深入地說：‘作品’就是做總結的時刻來臨時，小說家同意拿出來的東西……每個小說家都應該從自身開始，摒棄次要的東西，時常督促自己、提醒別人什麼是‘實質核心的倫理’。”
　　這本四萬字不到的小說於是牽動著太多，像生長在“路的末端”。根已伸得太長太深。往往，小說中的兩句對話，或一小段描述，我們自信看，其實都不是現在才說的，要真的掌握它們（至少）得尋回昆德拉一整疊之前的作品才行，包括小說和論述（如《小說的藝術》、《帷幕》、《相遇》等），它們只是上一本書到這本書這段時間里又獲致的成果，是上一本書結束後的“所以呢？然後呢？”。但這樣寫好嗎？我以為對那些仍相信小說認識、認知意義的讀者是很珍稀的，他因此更抓得住常常是隱藏的、或至少難以確認的思維線索，得到了親切的引領如但丁如此感激維吉爾的帶路和解說，知道怎麼正確的、或說放心（放心帶來專註）的讀和想；但對於奉命為這部新小說寫篇文章的人則顯然不太好，不知道該怎麼切斷話題的綿延不絕，回溯不了恰當的起點，說昆德拉的這一本書，卻不斷變成說他一生的全部書寫和思維。
　　哲學家阿甘本用一整本書（《剩餘的時間》），來談《聖經·羅馬人書》這篇使徒保羅陷入最深沉思、幾乎是往後千年哲學思維起點（奧古斯丁、康德……）的文獻，他只討論了第一句：耶穌基督的僕人保羅奉召為使徒；看來，我們一篇短文大概只允許來說前五個字：慶祝無意義，還只能省略地、無端地來講。武斷是語言文字的局限使然，不是我的原意。
　　第二次無意義，還慶祝嗎？
　　慶祝無意義，這話也不是現在才說的，這個帶著狂歡意味的五個字，我們會回想到拉伯雷和他淋漓酣暢的《巨人傳》，但更確認的無意義宣稱是喬伊斯百年前的《尤利西斯》，這部百萬字小說像是一個總的、最後的證明，以及自此定讞——這全是昆德拉最熟悉最愛講的。人不會死得更死，世界不會沒意義得更沒意義，“一再重覆真沒面子”，昆德拉曾含笑這麼說文學書寫的必須持續向前，所以呢？他是擔心人們沒讀或不再讀《巨人傳》和《尤利西斯》（這倒是真的）？還是認為人們仍不夠相信無意義這事加補一刀？
　　我們只能最簡單來說。根本上，我以為是，第一次的無意義宣告，是在一個意義實在太多、遍地是意義擋著人還不斷命令人的世界說出的（16世紀，神無所不在的中世紀），這於是幾乎就是人重獲自由的宣告，這樣的自由，尤其一開始，的確是亮堂堂的，也是樂呵呵的，人取回了自己，還奪回了一整個世界，萬事萬物懸而未決但很興奮的、充滿無限可能，人有太多事可馬上去做，特別是那些想好久嚮往了好久的（比方雅典人曾做過的、以及曾起了頭的），世界可以放心拆掉再更好地建構起了，人跟人、跟萬物的關係也可代以某種更親切也更健康的聯繫云云；而這一回的無意義宣告，卻是在一個意義已太少太稀薄、還骨牌般一路傾頹過去的不一樣世界里說的，人已不勞動手，因此說是宣告（宣告通常是行動開始的槍響聲音），不如說是一種描述乃至於一個預言（不是那種恐嚇預言，只是說出來接下來會發生的事如我們說明天會轉涼），這裡，依然是自由沒錯，每多去除意義以分人就多分到一些自由，也仍然給了輕快愉悅之感，但怎麼說？自由這東西似乎一整個的、每一面的逐漸顯露出來了，有點葉公好龍的意味，這幾百年時間里，通過各種專業各式路徑各個視角以及人的一次次生活實際結果及其貼身感受，我們看見了自由的正面，也看見了背面，看到了光和輕盈，也看到了陰影和沉重（或說一種人沒料想到的、難以承受的輕盈），以及隨之而來人的重覆、疲憊、厭煩和無處駐足，是的，你非自由不可，意義不再，沒得選擇了。我們總是一再察覺到自己身在這樣的詭異處境里，那就是自由已太多，卻又不完整、真正需要它時不夠還加上無用。之前，昆德拉在討論卡夫卡（寫出一個全無意義可能的迷宮世界）時這麼講：“‘自由’的概念：沒有任何機關單位禁止土地測量員K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可是話說回來，就算掌握全盤自由，他又真正能做什麼？一個公民儘管享有各式權利，但他能夠改變切身環境嗎？他能阻止人家在他樓下興建停車場，不准人家在他窗前裝置刺耳的擴音器嗎？他的自由不可限量，但也無計可施。”
　　昆德拉這段話，或許我們也能這麼講，人終究（而且很快的）會碰到那些幾乎不可能、以及完全不可能拆除的東西，不僅僅是停車場和擴音器而已（或說就連停車場和擴音器都拆不了還談什麼）；我們能去掉的只是人曾經賦予它、被它上面如一件華美外衣的意義（至善、進步……），回收並表示輕蔑。卡夫卡的K所面對的，如果指的是某種具體的、還愈來愈巨大的社會化官僚化迷宮體系，理論上我們也能一併推測它但實際上幾乎不可能（無政府已幾乎確定是人一個遠逝的、不會再回來的大夢）；如果是人生命本身，人包含著物理性存有的一個準確隱喻，那直接就是不可能如我們無法取消衰老和死亡。去除其意義很簡單，只需一個決定一次宣告，伸手揭開它一樣，但這些幾乎、以及完全不可能拆除的東西，會以一種更確實也更森嚴的毫無彈性樣子直逼到我們面前來，這樣，我們就知道了，意義，包括那些虛假的、想象的、疏漏的、矛盾說不通的，其實也還都是一種必要的解釋、隔離和安慰，就像人用神話宗教來處理死亡這一獰惡卻又完全無法躲閃的東西。我們看穿它，就得忍受它，這是人誠實英勇的代價及其賭註。
　　還有，意義消亡，會有很多如昆德拉所說“自己想做的事”嗎？數量如何？是增是減？——一般而言，意義和行動是緊密相連的，意義消失，行動會往下降一階，成為只是活動，再往下降就只能稱之為運動了，像我們說分子電子的運動那樣（也就是毫無自由意志，但不察覺地順從某個力量）。昆德拉之前也這麼質問過“如何區分行動和慣常性的重覆行為？”
　　時間流逝里，一個緩緩只剩活動和運動的靜止下來的世界，一個昆德拉所說只剩“絮絮叨叨”的最馴服世界，隱隱地指向某種原始。
　　又回頭找神？這多沒面子
　　《慶祝無意義》書里基本上有四個人，都有點面目模糊，大致上，也依年齡序（年齡對昆德拉非常非常重要，以為這決定人的位置和看到的世界模樣，之前他稱之為觀察站，這次他用的則是天文臺，是的，不同年紀連看著的自然界星雲都不是同一張圖），凱利班最小，算是演員；夏爾玩劇場，自己編劇或僅僅止於白日夢；阿蘭算是或曾經是詩人，現實里大概是某種文字工作者；拉蒙最老也最模糊，他似乎讀更多書而且有著某種文學的、知識的家世，銜接著某個消逝時光消逝年代，還記得最多事情和人名，但已是個退休的、逛公園的人。昆德拉給了我們這樣一張年深日久、仿佛淡去了的四人合照，但我們依稀認得出來，這曾經就是戲劇、詩歌、文學和知識。有趣（或心有不甘）的是，昆德拉讓時間在阿蘭和拉蒙之間打了個彎折，書中最嚴厲最強硬的話反而多由拉蒙這最老的一個講出來如觸底反彈，他不要讓拉蒙是那種我們這一時代快速增加已成應然的馴服老人，相較於阿蘭的宛如提前進入老年、事事道歉、一律用道歉來替代是非對錯爭議（如今我們要老人做的就是不斷道歉，中國大陸這邊也許還沒正式開始，但相信我，快了）；或者說時間不是彎折而是更加速，如今的老人下修到阿蘭這年紀，呼應著半世紀前那句歷史名言：“絕對絕對不要相信三十歲以上的人。”拉蒙因此被堆落成只是死人，如卡爾維諾所說“滿悵怨氣的死人”。他講出來的是遺言，漢娜·阿倫特所說那種伴隨某一消逝時代的遺言。
　　有這一段，是阿蘭獨坐於他的工作室，那個用博斯·高更（誰啊？）的複製畫海報隔成的一人私密空間，他當時心情其實滿好的。似乎，歷史不朽（我們曾以為如此）名畫已成為立入禁止。有效嚇退世界和眾人的東西，類似於通了電的鐵絲網或某些猥褻危險臟污的字限符號，或僅僅只是告訴你這裡頭很沉悶很無聊不好玩而已。“他一直有個模模糊糊的想法，若早生六十年，他會是個藝術家。這個想法確實是模模糊糊的，因為他不知道藝術家這個詞在今天是指什麼。一位改行當了玻璃工的畫家？一位詩人？詩人還存在嗎？最近幾星期令他高興的是參加了夏爾的幻想劇，他的木偶劇，這個正因為沒意思而令他迷惑的沒意思的事。……由於對詩懷有一種謙卑的尊重，他發誓再也不寫一句詩了。”
　　這是什麼？這也不是現在才說的，長期以來，昆德拉一直在想在講小說乃至於文學的極限及其最後模樣，但逐漸的，轉成為在現實（必然提前）終結的思索，他幾乎是確定了，時間就是現在，我們已站在一個沒小說、沒文學、沒藝術的時刻；也就是，小說文學藝術並沒用盡它的可能，只是人們先不需要它、忘記它了。惟一和之前不同的是，昆德拉似乎把死亡時間鑒識又提前了不是嗎？還不是現在，是六十年前，算起來大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以法國來說，還在六八學運之前。
　　回想起來，人的第一次無意義宣告並不真的是意義的完整思索及其破毀，這第二次才是。第一次針對的只是神，以及類似神的東西、神衍生出來的東西，人不要它強加於我們身上的種種，甚至，連反對、不要都是可疑的，拉伯雷書寫當時（16世紀前段），極可能是人類書寫最“淫蕩”的時刻，而且往往出自於虔信者甚至神職者之手，這和他們仍過著某種聖潔的、有德的、充滿正面意義的生活並不感矛盾，實際上，這正是一直以來“民間”的生活方式，人一邊咒罵、嘲笑神甫修士修女（留下來最多精彩淋漓的笑話），一邊虔敬地上教堂並聆聽、奉行教諭，此後（又三百年後）我們在果戈理小說看到的當時東正教世界也仍是這樣。也就是，這種反抗，可以只是一種節日（假日，假日的設置源遠流長），一種在意義過度充塞的日復一日生活里的必要呼吸，而且，極重要的而且，這是被允許的，累你六天，放一天假，再回頭累你（變得比較甘願）六天，大致是這樣，我們得註意到其深處隱藏著的保守內核。
　　不要神（以及自然法云云）顯示的、給予的意義，人就得自己來。這裡有個關鍵性的認知轉移，意義不再先存在於自然界如某種礦石（大自然是無意義乃至於無序的，如晚年的列維·施特勞斯講的“無序，統治著一切”，伴隨著這樣逐漸成型的懷疑），意義是人的世界才有、才需要的東西；建構意義的“材料”不再是自然物以及其他物種（其他物種只提供某些純美學的寓意），就只是人資深，人特殊的存有，人獨有的死亡/生命意識，人的時間知覺，任何人的往複聯繫云云。也因此，這第二次的無意義宣告，就不僅僅是人進一步的解放、人從自身建構的世界再脫逃出來而已，這另一面來說也是人的失敗，人行動的撤回，昆德拉所說人（歐洲人）賭在自己身上一個幾百年特殊之夢的宣告終結，歡快里頗清楚也夾雜了對人自身的深深失望及其沮喪。
　　人成為立法者，意義的重新獲取並不難（更多時候只是拿掉神，還原為由人自己說出來而已），難的是人如何再相信它。最簡單來說，神的退出，留下了一個難以彌補的關鍵空白，意義始終找不到一個足夠堅實的起點，一個必要的第一因，人對意義的堅持和辯護於是很難脫離某種循環論證，更難稍長時間抵擋相對意義的攻擊，還抵擋不住人種種不誠實的、別具用心的攻擊。當意義缺乏足夠的應然成分，失去了某種普遍有效的命令力量（對自己、對他者），它仍是意義嗎？它人言人殊，很難不縮回成為個體之人某種難以言喻難以及遠的特殊體認，某些晶瑩的、閃著微光但很快復歸消失的東西（在喬伊斯的《尤利西斯》里我們已看過一堆），連記住它都很困難。時間不足，沒有指稱，從而也負載不起任何希望，只是一根偶爾飄下來的美麗羽毛，並不是降臨一個天使。人要相信它不想再漂流，像帕斯卡講的，於是人一生總得“賭一下自己的迷信”；或馬克斯·韋伯，不管是神是魔，你總得認一個，並專心侍奉它，事情往往就會到這樣。只是，這不是繞一圈又回去神那裡了嗎？
　　人成為立法者，哲學家們如康德這麼宣稱，但我們最笨地來問，這是指一個人、一些人還是全部人？——實際的進行過程中，最讓人沮喪並“屢屢感覺不可能”（借小說格林的工作之語）的也許正在這裡。事實如此，對“全部人”，這無疑是太過沉重的工作也難以執行，還需要多說明嗎？現實里，基本上仍只有這麼一種進行方式，古老的，如柏拉圖用他著名的洞窟寓言指出的那一種，那就是能夠而且願意穿透事物表象的，只能是個體的人，而且為數不多就拿幾個，得勸這幾個掙開鐵鏈的人好心再迴轉洞穴（我們活著的這個世界）來，解放並說給“全部人”聽。但這個由上而下的意義建構模式不也正是我們一併要掙脫的嗎？人第一次對意義的反抗，不也是察覺此一意義“獲取/授予”形式對意義的實質侵害和束縛嗎？就像逃離宗教信仰的格林（但沒逃遠，他徘徊猶豫）小說里那兩行對話：“你不覺得沒有了上帝，這一切全沒意義了嗎？”“恰好相反，我常想正因為有他，這一切才變得這麼沒意義。”
　　年齡對昆德拉非常非常重要，以為這決定人的位置和看到的世界模樣，之前他稱之為觀察站，這次他用的則是天文臺，是的，不同年紀連看著的自然界星雲都不是同一張圖。
　　（下轉B10版）　　（原標題：再一次，慶祝無意義(1)）